貧困生演講票數高可獲助學金
2013/10/17 8:58:46
“想申請助學金，交貧困證明還不夠，還要在全班同學面前講家里有多困難，太傷自尊了！”沈陽大學某學院學生小劉自從在同學面前講了自己最羞于啟齒的家境后，常常覺得抬不起頭來。“本來不想讓大家知道家里困難，可這樣一來全班都知道了。說是為了公平，可讓我們當眾‘揭傷疤’，這對我們公平嗎？”為認定貧困生資格，貧困學生需當眾演講接受投票，得票高的才有資格得到助學金，這樣的方式對這些學生來說究竟是公平還是傷害？
小劉告訴記者，她是外地來沈讀大學的學生，家境貧困，可正是貧寒的家境養成了她好強不服輸的性格。“我最不愛在別人面前說我家里的情況，不想讓大家知道我家困難，不想讓人同情，更不想成為別人的笑柄。”小劉說。
“可現在要認定貧困生資格，拿助學金和獎學金，就必須在全班同學面前講我家困難的情況，真是開不了口！”小劉告訴記者，學院為了公平公開，在認定貧困生資格的環節上，每位提交申請的學生除了要上交貧困認定材料外，還要在同學面前將自己貧困的家境和盤托出。隨后投票選舉，得票最高的前5名才能獲得資格。“有的人愿意講，得票自然多，可像我這樣不愛講的，肯定沒人投給我啊！這樣真的公平嗎？”
10月15日，記者來到了這所學校，見到了該學院貧困生資格認定工作的相關負責人。該負責人表示，貧困生認定工作一直是學院的一項重要工作，力爭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認定標準則是申請學生提交的貧困認定材料。貧困生分為特殊困難、困難和一般困難三個等級，每個等級的人數都是有定額的，因此學院才想以一個公平的方式進行認定。
“公開演講的方式也是一年多以前才使用的，出發點是好的，以前學生沒有反饋說這種方式不好，我們也就疏忽了。現在看來，這種方式的確會對貧困生的自尊心有所傷害。我們已經著手修改測評認定的方式了，可能會借鑒兄弟學校、學院的好辦法，盡量做到讓同學們滿意。如果要靠演講才有可能獲得助學金，你會選擇嗎？”昨日記者在兩類大學生中做了一項調查，一類是家境普通學生，對這樣的問題均表示不會選擇，“因為保護自己的隱私更重要”
“年輕人都有自尊心，特別是18、19歲階段。”湖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汽車工程學院輔導員鄒萌表示，用這樣的方式說不定會適得其反，“有個別同學會有拉票的嫌疑，誰說得煽情誰得到的支持就多，那些不善于表達的貧困學子得不到真正的關懷，反而會起到負面作用”。
中南大學學工部副部長唐海波也表示不贊同學生以演講的方式評選助學金。“首先，演講投票的方式不能客觀地體現出學生真實的家庭狀況，因為這個過程存在夸大或者淡化困難情況的可能。同時，這種方法也暴露了學生的隱私，是非常沒有人文關懷的。”
正值高校國家助學金的評選時期，沈陽大學的做法成為網絡熱議話題。到底要怎樣才能把助學金送到真正需要它的學子手中，保證評選的公正公平呢？記者在湖南幾所大學進行了采訪。
該校學工部副部長唐海波介紹，中南大學國家助學金評審一般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每個學生入校都要填寫的《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此表能夠較為客觀真實地反映學生家庭所在地區、人口、經濟收入等情況。其次，申請國家助學金的貧困生還需要提供家庭情況的三級(縣、鄉、村)證明，這項證明中除了家庭的困難情況，還可提供地震、臺風、洪澇等意外受災情況。最后，還要根據每個學生入學后的日常行為表現，以及身邊同學的實際反映來評判。
“除了最后一項，前兩項的詳細資料是絕對保密的。”據悉，中南大學目前國家助學金的評選比例在30%左右，此外，全校還有社會企業捐助的50余種助學金項目。
“我們學校在評選時一定要開一個班會，全班同學無記名投票給自己認為家庭最貧困學生。”該校相關負責人劉彥妮告訴記者，評選時為了公平公正，不能由老師指定，而是開班會選出一些候選人名單由全班同學投票產生，“因為同學是最了解情況的，平常的生活水平怎樣，消費情況怎樣，同學心里都有一桿秤”。
該院輔導員鄒萌告訴記者，他們評定貧困生，首先是貧困生交村鎮等相關部門蓋章的“貧困生認定表”，分配名額下來后，首先以開班會的形式，同學進行投票，然后結合輔導員了解到的情況和學生條件綜合評價，“比如有些家庭突發不幸的同學，像這期有個農村同學，媽媽得了癌癥，治療花了很多錢；有個張家界慈利的學生父親剛出車禍，母親臥病在床，這些特殊情況我們就會一起考慮”。
在網友的吐槽里，能看到助學金的各種“奇葩”用途：設宴請客、買化妝品、購置游戲裝備……從這些遠遠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開支來看，當下高校的助學金申請隊伍里，的確有人魚目混珠。秉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扣上了公平高帽的“比窮演講”，似乎頗具正義性。高校存在助學金申請亂象不假，但由此就以一場罔顧貧困生人格尊嚴的“哭窮比賽”來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無疑是一種僅站在校方立場、希圖一勞永逸的懶政行為。
助學金設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讓貧困生能夠有尊嚴地完成學業。讓人放下自尊，將家庭的隱私一五一十地匯報給朝夕相處的師友，這無異于對貧困生的二次傷害。他們的義務僅僅是在戶籍地開出貧困證明，而其他的工作則完全應當由校方完成。因此，舉辦“比窮演講”，讓學生“自證貧困”的學校，既錯在侵犯貧困生隱私、踐踏其尊嚴，也錯在推卸工作責任。
既是校園懶政，就該立即整改。但也有論者認為，單憑幾乎可隨意開出的貧困證明，根本無法落實助學金的準確發放。然凡事皆有利弊，既然尊嚴和隱私是兩條不能僭越的底線，那么學校能做的，也只是在信任貧困證明的基礎上，對助學方式進行改良。比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隱形補助”就是基于助學金制度的創新和細化。該校利用技術手段，對監測到的連續數月消費較低的飯卡，自動打入餐補。如此把直接的資金補助，改為其他方式的生活幫扶，既會降低其他學生動歪腦子的幾率，也能在尊重貧困生人格尊嚴的基礎上讓其得到必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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